1968年3月24日晚上，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 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我是准时到会的，在会场坐了两 个多小时才正式开会。开会前，我看到了主席台上的桌子一 会儿摆成两排，一会儿又撤掉一排，一会儿多放几把椅子， 一会儿又撤去几把椅子，看来是主持会议的人对哪些人在 主席台上就坐意见不统一。
会议开始，坐在主席台上的有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 达、江青、谢富治、叶群等人。有的政治局委员和老帅们坐在台下。
林彪首先讲话。他说：“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间又出 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中间的新 情况。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那样大，但是也比其他的一般问题要大一些。主席说，就 是这样一个不大、不很小的问题。
这就是最近在空军里面发 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 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 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 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连续开会，开了四 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职 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的卫戍司令傅崇碧 的职务。”
这时，人们不知是惊呆了，还是不敢议论，会场一片寂 静。在那个岁月里，说打倒谁，说谁有什么问题，一夜之间就 变的事，甚至一会儿一个变的事，已屡见不鲜了。当时虽没说撤销傅崇碧的北京军区副司令职务，但实际上把傅崇碧 的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职务也撤销了。
静静的会场，只有林彪一个人讲话。江青不时作插话。 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都说要继续揭发杨成武的黑后台， 恣意攻击所谓“二月逆流”,带头喊口号，“一定要揪出杨成 武的黑后台”,“打倒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正在会上喊起口号时，毛主席从休息室走上主席台，接 见全体到会者，这时会场沸腾了，长时间鼓掌，高呼万岁，齐 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这就是“三 ·二四事件”,也叫 “杨、余、傅事件”。我军三位高级将领，就这样被打倒了。
会后，林彪指令北京军区党委立即召开全委扩大会议，批判“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揪出杨成武的黑 后台，旨意把矛头指向老帅。
26日，我们召开军区党委第十 二次全委扩大会议。开始有师的干部参加，后来留下军以上 干部。会议开了一个多月。会上批判杨成武、傅崇碧，联系 北京军区的实际，批判了原在华北工作的郑维山和副司令 员萧文玖，并批他们的所谓“黑后台”聂荣臻、徐向前副主 席。由于郑维山挨批，会议由我主持。
徐、聂是全军受爱戴 的老帅；杨成武是北京军区的老司令；郑维山、傅崇碧、萧文 玖既是我的战友又同我相处很好。批判他们，我在思想上、 感情上都转不过弯来。结果我受到对会议领导不力的批评。
一次在人大会堂召开的会议结束时，叶群拉住我说：“华北 的山头主义可厉害呀，他们写报告要把你调走，是林副主席 把报告压下了。”叶群的话是别有用心的。她是挑拨离间拉 拢我，想让我为他们卖力，我没有上她的当。
会议大轰大嗡了一阵子，没有揭发出什么实质性的问 题。后来林彪派黄永胜、吴法宪、谢富治等人坐阵指挥，强令 会议“揭发山头主义的罪行，批山头主义的危害，肃山头主 义的流毒，把山头主义批透。”会议还是没有揭出“黑后台”。
以后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等又亲自出马讲话，大 造反革命舆论，诬蔑北京军区对内“排挤外来部队”、“排挤 外来干部”;对外“反政反民”,向江青要“开枪权、扫荡权”; 在机关搞“以人划线，镇压群众”。并且胡说这种“山头主义 已发展到不跟无产阶级司令部，而跟别的司令部的危险地步”。在他们的鼓惑下，把会议推向了呼喊、喧闹、抢话筒嘶 叫的程度。会议迟迟收不了场。
五一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问北京军区会议的情 况，说华北出了个杨成武，华北的干部都坏了吗?杨成武只 是华北山头上的一棵树嘛。
当时，我提出借毛主席的表态， 结束会议，但是军委办事组不同意我的意见。
5 月 8 日 ，军委办事组接见北京军区党委成员。黄永胜 斥责我们说：“你们的会议开得不好，开会的人有三不满意：
一是党委对会议的领导不力，不满意(这条主要是批评我);
二是知情人揭发问题少，不满意；
三是郑维山、萧文玖同志 的检讨不好，不满意。”
“你们的会议为什么开得不好呢?原 因就是没有抓住主要矛盾，北京军区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 最严重，是有历史性的，一直在那里排外，排除异己。”
“你们 抓了些鸡毛蒜皮的事，没有按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办。”
接着，吴、李、邱、叶也分别讲了话，一致要我们抓“历史性的 山头主义”,就是要批聂、徐老帅。我们按照军委办事组的指 示，继续开会，到5月中旬会议才结束，但批“华北山头主 义”没有完。
从1968年3月24日林彪、“四人帮”制造“杨、余、傅事 件”,捏造“华北山头主义”的罪名起，之后在北京军区一次 又一次地大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前后达7年之久。在此 期间，他们在北京军区掀起了三次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 的高潮。上面讲到的，是第一次。
第二次是陈伯达反党问题公开揭露之后，他们把所谓 “华北山头主义”同陈伯达扭在一起，编造了一套谎言，说什 么陈伯达是北京军区的“太上老子”。
元股证券:ygzq.hk第三次是九一三事件 之后，“四人帮”制造了新的谎言，又掀起了反“华北山头主 义”的高潮，说北京军区是“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那个 山头主义窝子”。
此后，北京军区的“批林整风”、“批林批 孔”中，又多次开展了“捣烂华北山头主义窝子”的运动。
我到北京军区工作之前，没有在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 工作过，我在北京军区工作10余年，并未察觉有所谓的“华 北山头主义”,更没有受到“华北山头”的排挤和打击。
当时 的军委和军委办事组，中央和中央文革，非说北京军区是 “华北山头主义黑窝子”,三令五申要批“山头主义”。我作为 主持日常工作的军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没有这么高的觉 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也没有能力抗拒“中央”和“军委”, 只能在自己权限范围内，在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李德生、陈锡联等同志领导下，和其他常委一起，力求不说过头话，尽量减少对战友、对同志的伤害。
在这些批判斗争中，必然涉及到一些干部。我们在对干 部的组织处理上，军区党委常委在运动初期，就达成共识， 那就是慎之又慎，组织处理一律放到运动后期。
所以，十年 动乱中，军区机关二级部副部长以上干部，无一人是军区党 委罢官或军区党委上报罢官的；军区机关干部战士无一人 是军区党委定性为“反革命”的。
不积极批“华北山头主义”,又注意保护了一批干部，当然引起了上面的不满。因此自华 北会议起，就把我与郑维山绑在一起批，说郑维山是“林陈 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华北山头主义窝子里的窝主”,我是 “副窝主”。
林彪、“四人帮”在大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运动中， 把北京军区一部分领导同志作为经营“华北山头主义”的代 表，对这些同志罗织罪名，残酷地进行了打击迫害，恶毒攻 击在华北地区担任过主要领导工作的聂荣臻、徐向前、罗瑞 卿、杨成武等人。
他们把北京军区领导分成“华北山头”的和 受“华北山头”排斥的，把部队分成“六字号”(即原华北以 “六”字作番号开头的部队)和“非六字号”的(即后来调入北 京军区非“六”字作番号开头的部队),
把机关群众分成“保 山头主义”的、“爬山头”的和受“山头主义打击迫害”的，以 此分裂军区党委、分裂部队、分裂机关群众，株连了大批同 志，搅乱了人们的思想，严重地破坏了部队的团结和建设。
他们还通过各种形式，把捏造的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等 等罪名扩散到全国，使原华北军区的干部背上了沉重的政 治包袱，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和影响。
1979年7月13日，郑维山同志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 提出申诉，要求澄清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问题。
中央经过 查证，于1979年12 · 月6日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为所谓 ‘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
《通知》指出：“林彪、‘四人 帮’把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北京军区的光荣历史，横加诬蔑诽谤，完全是出于他们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因为他们把北 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看作是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严重障碍， 所以三番五次地掀起反‘华北山头主义'的恶浪，千方百计 地要把过去曾在华北工作过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当 时北京军区的一些领导同志打倒，以便实现他们篡党夺权 的阴谋，这是问题的实质。
现在中央正式宣布：所谓‘晋察冀 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山 头主义窝子’、‘坏人当道’等等，纯系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彻 底推倒。”中央这个《通知》,澄清了北京军区一个重大的是 非问题，解决了遗留多年的一桩大冤案。但是，一大批干部 遭到了身心伤害，影响了对他们的正常使用，为此我时常扼 腕痛惜。
1970年12月16日，毛主席在38军党委12月10日送 军委办事组并中共中央的《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 的报告》上批示：“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此件请你 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 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 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 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 太上皇?
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38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 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 否可行，请酌定。”
12月18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讨 论毛主席对38军报告的批示。郑维山、李雪峰、我和吴德、 吴忠参加了这次会议。大家都拥护毛主席的批示，决定先开 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后开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19日、20 日，我们开了两天军区党委常委会。
19日，毛主席在周总理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 上批示：“照办。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 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永胜、作鹏应同德生、 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 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 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我们接到中央关于召开华北会议的通知后，立即通知 全区师以上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到京西宾馆报到，北京、天 津、河北省革委会的领导人也到会了。
到1971年1月9日 后，当时参加军委座谈会的人也被并入华北会议。这次军委 座谈会，被毛主席批评为“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
两个 会合到一起后，我们军区这一部分，还是叫北京军区党委扩 大会议。
会议分为小会(北京军区、北京、天津、河北省负责人)、 中会(省、市、军以上干部)、大会(全体人员)三种形式进行。
会议由李德生、纪登奎主持，黄永胜、李作鹏到会不讲话，我 们当时还不知道缘由。
会议按照毛主席对38军报告的批 示，对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的阴谋活动、华北组第二号简 报、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为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是 何原因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是何原因北京军区不集中开 会批判陈伯达、是何原因“林副主席都不便找38军的人谈 话了”等问题，深入揭发批判了陈伯达的反党罪行，严厉批 判了李雪峰、郑维山，同时对刘子厚和我的所谓“严重错误” 也进行了批判。
江青以庐山会议上“反林有功”(毛主席说的)的姿态， 时常出现在会议上，并作了多次讲话。她又把所谓“二月逆 流”,“杨、余、傅事件”,杨勇传达批萧华的问题等提出来，把 会议转向了批所谓“华北山头主义”。
她编造说“从聂荣臻开 始，华北的山头主义有历史性。聂荣臻、徐向前、杨成武、郑 维山一个班底紧接着一个班底”,“你们就是相信聂荣臻、徐 向前。我怀疑徐向前的老婆是叛徒；聂荣臻的老婆可能是特 务。”
她造谣污蔑、怒斥北京军区的领导干部，说“郑维山在 解决晋东南武斗问题时向我要开枪权、扫荡权”,“陈先瑞让 文工团一个吹小号的人坐他的车，用他的红机子(当时中央 机关39局的红色电话机，我没有这种电话机)跟踪我。”并 让军区一名副政委和一名军长站起来，罚站训斥。
我当时感到奇怪的是，江青为什么对北京军区的仇那 么大，对军区的一些人和事记得那么多。她在一次会上点了军区十几个人的名，而且每个人名前都冠以“王八蛋”,破口 大骂。
说军区宣传部一位副部长为广播事业局党组书记翻 案，同她作对；说军区文化部一位副部长在文艺口“支左”时 反对他，等等。她声嘶力竭，胡言乱语，主持会的李德生、纪 登奎也无可奈何。
江青让会议人员看了日本军国主义抬头 的几部电影，尔后胡说：“北京军区是企图挟天子令诸侯，搞 政变夺权，谋害毛主席。”
当时的江青位高权重，许多人半信 半疑地认为她讲的话不是个人意见，搞得会议阴森森的，令 人毛骨悚然。有两位军职干部和两位师职干部，被吓得心脏 房颤，有的送进了医院。
1971年1月24日，华北会议召开全体人员参加的大 会，即北京军区与军委座谈会的人都参加的会。周总理根据 毛主席的意见，代表中共中央作了结论性的讲话。
26日，李 雪峰、郑维山作了检讨。华北会议只开过这两次大会。改组 北京军区的命令，是采用同我们谈话的方法宣布的。命令免 去李雪峰、郑维山的职务，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 谢富治、纪登奎分任第一和第二政治委员。27日是春节，历 时一个月零十天的华北会议散会了。
春节过后，各省军区、各军召开团以上干部会。北京军 区党委召开机关全体干部和直属单位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大 会，传达贯彻华北会议精神，深入“批陈整风”。这次会议又 开了一个多月。会议过程中，不断传来毛主席关于“批陈整 风”运动的指示。
2月19日毛主席批示：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 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
这一直接针对北京军区的 批示，使我们的会议不断升温。会议进一步深入批判了陈伯 达的罪行，批判了李雪峰、郑维山的“路线错误”。郑维山靠 边站了，我作为郑维山的同伙，受到面对面的批判。还株连 了军区几位领导和机关的一些部长、副部长。
会议抓住我们 这些人不放，批判的调子很高，但没有实质性的问题。从华 北会议到军区团以上干部会，历时两个多月，既有正确的一 面，这就是深入批判陈伯达，又有错误的一面，这就是牵强 附会，人为地制造纠纷，冤枉了一批同志，损害了团结。
我多年思考的一个问题，是38军的报告和毛主席的批 示。
陈伯达在北京军区影响很小，毛主席对他的活动的估计 如此之高，作出如此严厉的批评，显然包含着对军队、特别 是对北京军区领导干部的不信任。我认为，这是庐山会议上 “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引起了毛主席对北京军区的注视和不 信任。
“华北组第二号简报”是什么内容呢?
1970年8月23 日至9月6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北京军区除 在中央担任领导职务的几位外，有我和郑维山、尤太忠、郑 三生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一开始，林彪发表了讲话。 24日，各组展开讨论。
华北组正在讨论林彪的讲话时，陈伯达来了，并在会上 发了言。
他说：“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 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 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
“现在竟然有 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 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 些话是一种讽刺。”
“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 东思想。”
“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 得跳起来了。”
陈伯达是福建人，他的南方口音极重，听起来 很费劲儿，但他讲话的主要内容我还是听清楚了，所以还记 得。
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同志同陈 伯达一起来华北组的，陈伯达讲完后，他接着说：“我完全拥 护林副主席昨天的讲话。”“刚才伯达同志的发言，我也同 意。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这 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 人。”“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 席。”
在极左思潮猖獗和个人崇拜盛行的条件下，我们这些 高级干部，也不例外地缺乏应有的辨别能力。华北组全体同 志都被他们的讲话所蒙蔽，上了当。
当晚，李雪峰、吴德、解学恭三人签发了“华北组第二号 简报”。
简报上说：“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 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讲话，对这次 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加 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伟大领袖毛 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对此，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 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还有这种反 动思想的人，这是很危险的，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 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 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 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 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 全国共讨之。”
简报上还说：大家“衷心赞成”小组会上有人提 出的“在宪法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
小组会 上，没有人说、简报上也没有提出让林彪当国家主席。
25日以后，小组会没有再开。如果继续讨论下去，由毛 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意见会占上风；如果 毛主席在会上讲话，表明他的态度，肯定可以使会议情况转 变，但是历史没有“如果”,毛主席不愿意这么做，而是由大 会秘书处通知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 报”。会议由此停顿。
我们对这场尖锐复杂的斗争，不知详 情，只是觉得事情没有完。
9月6日全会闭幕。回去怎么传达贯彻?
华北组召集人 李雪峰传达中央的指示说：“在中央没有下达正式文件前， 会议情况不准露出去，回去就是只讲会议公报，会议精神先向主要领导同志吹吹风。”
据此，我们与华北各省、市到会的 同志商定，各军、各省军区领导干部分别听他们的传达，各 军级单位自己组织部队学习会议公报。
九届二中全会的公 报，一反寻常地于9月10日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公 报》对全会上的斗争只字未提，照例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 战友林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根据会议的议程，进行了热 烈讨论”,全会号召“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 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将军区党委 和部队传达学习的情况及时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总政 治部写了报告。
全会后，毛主席是从庐山乘火车回北京的。
9月16日， 在石家庄接见了李雪峰、刘子厚同志，当天中午我接到李雪 峰的电话，让我和郑维山下午5点到丰台专线停车处，毛主 席要接见我们。
郑维山当时在内蒙古前指赶不回来，我和纪 登奎、吴德同志一起到达的。我向毛主席汇报了军区分片传 达庐山会议精神和部队学习会议公报的情况。毛主席肯定 了军区分片传达的作法。接着询问部队情况，我把部队的思 想、战备、训练等情况一一作了汇报。
事后，我通知郑维山回 来，召开军区党委全会，传达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揭发 批判陈伯达的反党罪行，并向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和 总政治部写了报告。
后来才知道，毛主席对庐山会议围绕着设不设国家主席 爆发的斗争，并不想仅限于对陈伯达的揭发批判，而是采取各种办法削弱林彪反党集团在军队的势力。这些办法，就是 毛主席自己说的“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角”。对38军报告的批示是“抛石头”,改组北京军区是“掺沙子”、“挖墙角”。
华北会议批判陈伯达的大方向无疑是完全正确的。对会议涉及的诸多事情，无需评论是非曲直。但是，有几个问 题是应予澄清的。
会议对人事的处理是错误的。
老牌杠杆配资公司华北组第 二号简报，反映大家意见建议宪法设国家主席之职，历史已 经证明没有“反革命之罪”。“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这 除了中央阻止他之外，北京军区是挡不住的。陈伯达到华北 各地是“解决”地方上“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我们没有请 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
“太上皇”一说，也不是 事实。从根本说中央文革当时是全国各地的“太上皇”。林 彪对毛主席说，“他都不便找38军的人谈话了”,这纯系捏 造。军区没有与陈伯达狼狈为奸，不存在“没有很好打通思 想”的问题。
38军的报告揭发批判陈伯达的罪行是正确的。 说“陈伯达不择手段地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妄图乱军、夺 权”,在北京军区这不是事实。
说“陈伯达处理保定问题中， 大搞分裂，挑动武斗，镇压群众，破坏大联合、三结合”,这也 不符合实际情况。
“保定问题”极其复杂。驻军与省军区各 支一派，这两派尖锐对立，武斗不断。驻军支持的一派坚决 反对省革委会一负责人，这个负责人当时却是中央所信任 的。所以“保定问题”并不能完全归咎于陈伯达。但是，毛主 席看到38军的报告盘口异动怎么看，认为找到了“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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