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5岁高龄的李作鹏在北京病逝。因为身体不好，他经过批准，离开中央指定的安置地太原回北京治病，已经好几年了。95岁，在黄吴李邱四人中，他算是最长寿的了。他和邱会作同岁，比吴法宪大一岁，都是江西人。

李作鹏

子女开始向亲友及李作鹏曾经的战友们报丧。收到消息后，亲友们纷纷打来电话慰问，其中不少人更是表示要到场告别。

李作鹏的家人先是在家布置了一个比较简单的灵堂供亲友吊唁，又去八宝山预约了场地办遗体告别仪式。

家人是想将他葬入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殡仪馆布置好了场地，不少四野名将署名的花圈也一一摆放妥当，一切就绪，但李作鹏家人却被告知，告别式不能在这办了。

原因自然是清楚的。他身上的显眼标签是他和八宝山的绝缘层。

这件事情没有多少人知道，在沉默中成为往事。这倒是符合李作鹏的个性，他一生的特点之一，就是沉默。

在“林彪集团”的几位重要人物中，李作鹏大概是最沉默的一个。如果用一个形象来形容他，我常常觉得，他像是一块石头。不是普通的石头，而是一块从火山口喷出来、冷却以后落在地上的石头。

表面冷硬，话不多，但它的来历，却和一次巨大的爆发有关。

与吴法宪、邱会作不同，李作鹏并不是政工系统出身，也不是后勤系统出身，他是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打出来的指挥员。

李作鹏1914年出生在江西吉安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吉安这一带，是后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之一。新中国的内务部长曾山、开国中将余秋里、刘西元都是这里的人。

当时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穷苦农民子弟往往只有两条路：要么继续在土里刨食，忍饥挨饿，要么投奔红军。

1930年前后，年轻的李作鹏参加了红军。那时候的红军，还远远谈不上是一支正规的军队。装备差，补给少，经常打游击，很多时候连鞋子都不够穿。但对许多贫苦农家子弟来说，这支队伍却意味着一种新的命运。

李作鹏的起点挺高，在中央苏区，曾任周恩来的机要员，刚一上任，周恩来交给他一本保密本，上面写着“豪密”两个字。那时候，周恩来从上海中央到苏区不久，也许还没有忘记他“伍豪”的化名。

当时中央苏区与上海中央的电报来往均由李作鹏翻译，后来由伍修权接手，李作鹏就去军委二局当参谋了。

说来唏嘘，四十年后，伍修权是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法庭的副庭长，第二审判庭的庭长，而李作鹏，是坐在被审判席上的。

李作鹏在红军中成长得很快。

他不是那种能说会道的人，也不是善于发表演讲的人。他的特点是沉稳、坚韧，而且执行力很强。这种性格在红军中很吃得开，因为打仗的时候，最怕的不是不会说话的人，而是关键时刻不顶用的人。

在长期的战争岁月里，李作鹏逐渐成为一名比较成熟的指挥员。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八路军部队中担任过多个职务，主要活动在华北战场。华北抗战环境极为艰苦，既要和日军作战，又要与伪军、地方武装周旋。

真正让李作鹏的军事才能显现出来的，是解放战争时期。那时候，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系统中任职。四野是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野战军，由林彪担任主要指挥。

在东北战场的一系列战役中，李作鹏表现得相当沉稳，而这种沉稳，会给上级带来信任。

该动力舱复合材料用量超过60%，壁板能够实现轻质结构承受千吨轴压载荷，并具备自适应调节接口。

他指挥部队时，有一个特点：不喜欢冒险。很多时候，他宁可慢一点，也要把情况摸清楚再动手。

这种风格，在某些将领眼里显得不够“勇猛”，但在林彪看来，却恰恰是一个优点。林彪本人就是一个极其谨慎的指挥员。所以，在许多部队干部中，他对李作鹏一直比较信任。

林彪和李作鹏

在东北战场后期的一些战斗中，李作鹏指挥部队打过几次比较漂亮的歼灭战。虽然不像韩先楚那样以“猛将”著称，但在整个指挥体系中，他属于那种稳扎稳打型的军官。

他打过的仗不少，其中可以记入军史的，是解放战争初期的四平之战。

四平在当时被称为“东北的门户”。这座城市是铁路枢纽，南北铁路在这里交汇，一旦控制四平，就等于握住了东北交通的咽喉。因此，无论是国民党军还是东北民主联军，都把这里看成必须争夺的要地。

1946年的春天，重庆谈判带来的和平只是烟雾，很快就散去了。国共双方刚刚撕破脸皮真刀真枪地干，而美国人正在调停国共内战，东北战场的局势非常复杂。共产党在东北的军队还叫东北民主联军，兵员不足，装备也不足。但是，抓住先机占领了四平。于是，围绕这座城市的争夺就异常激烈。

蒋介石的命令是：“不夺下四平，不停止战争；不打到长春，不商谈和平。”而中共中央给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的指示是“死守四平，寸土必争”。

四平前线最残酷的地方，是城市外围的争夺。阵地往往反复易手，今天打下来，明天又被对方反扑夺走。部队常常是在炮火中推进几十米，又被迫退回来。

从时间段上来看，从1946年3月，到1948年3月，两年的时间里四战四平，李作鹏都参加了，而且他的身份从总部参谋到一线师长，再到纵队司令，四平战役让他完成从战术到战略、从攻坚失利到全胜的蜕变，是他军事生涯的关键成长节点。

二战四平时，他因为经验不足，造成情报不准、通信不畅、防御体系薄弱，被林彪严厉批评；部队伤亡大，被迫撤退。

李作鹏还记得一个细节：1946年5月18日，四平撤退前一天夜晚，林彪面无表情，对李作鹏说，你到四平东面去看看，到底怎么样？能不能守得住？

当晚月亮很大，前方枪炮声渐稀疏，李作鹏直奔四平东面的塔子山阵地了解情况。下面的基层指挥员一致认为，不能再守下去了，再守下去，一部队要打光，二也守不住。东面守不住，而西面还在打，敌人就会包抄过来，西面部队也会被包围，甚至被吃掉。李作鹏立即拍电报给林彪，陈述了“不能再打下去”的意见。是夜11点，林彪果断下令四平守军全线撤退。

1947年6月三战四平，李作鹏已经是师长了，他率领6纵16师勇猛突击、突入市区，展现一线指挥魄力。但是，因为敌情侦察严重不足，国民党守军实为3.4万，被误判为1.8万，造成兵力分散、巷战伤亡惨重，被迫撤出。这是他指挥生涯的最大失利。

林彪评价说：“打了大莽撞仗”。

在这样的战斗中，指挥员最怕两件事：

一是判断失误；二是部队乱了阵脚。

李作鹏在部队里承担的，多是一些组织、协调和稳住阵线的工作。这些事情看起来不显山露水，却是战斗能不能继续打下去的关键。有的时候，即便是误判了，也要稳住阵脚。

有老兵回忆，说李作鹏那时最大的特点是稳。仗打得不顺的时候，很多指挥员容易急躁，但他反而更加谨慎。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抢攻，他只说一句话：“仗是慢慢打出来的。”

这种性格，在战争年代其实很重要。因为东北战场的经验后来证明，真正决定胜负的不是一两次冲锋，而是整个战役节奏。

1948年3月四战四平，此时李作鹏已经是纵队指挥员了，他吸取前三次教训，集中兵力、火力准备充分、步炮协同成熟；总攻后快速破城，全歼守军，一战雪耻。

后来总结东北战争经验时，前线指挥员普遍认为，四平之战虽然代价巨大，却给东北民主联军上了一堂非常深刻的军事课。最高指挥员林彪和政治委员罗荣桓在战后反复研究这场战役，逐渐形成一个重要认识：不轻易硬攻坚固城市，而是在野战中大量歼灭敌军。

这种战略转变，后来在辽沈战役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对于像李作鹏这样的干部来说，四平之战还有另一层意义。那就是，战争不仅考验人的勇气，更考验人的耐心和判断力。真正的军事指挥员，不是靠一两次冲锋成名，而是在无数次艰苦的战斗中慢慢磨出来的。

抗日战争时期，李作鹏担任八路军115师侦察科长，一次，他奉命率一支小分队掩护主力撤退。突然阵前浓烟滚滚，奇臭难闻。李作鹏眼前一片模糊，泪流不止。战后，才知是日军施放了毒气弹，李作鹏眼睛受伤了。经罗荣桓批准，他化装成生意人，进北京治眼疾，在一家医院做了眼角膜移植手术，但没有成功，右眼失明，左眼视力也受到影响，强光下尤其不适。医生建议他佩戴深色眼镜，以减少刺激。

李作鹏身材高大，衣着随便，豪爽，直率，胆大，人称“李大胆”。“李大胆”闯进日本人占领的北平城治眼睛，也真是够胆。

1942年在鲁南刘福村，缴获了一辆日军摩托车后座是锄奸科长苏静

这副墨镜成了他的一个符号。战争年代戴墨镜的人很少，自己常成为敌人射击的重要目标。

眼睛不好了，耳朵却更灵了。

1948年10月24日，李作鹏奉林彪令，率东野六纵堵截廖耀湘兵团南逃营口。26日凌晨，他率前指随四十六团前卫营跟进，达北宁线，于姚家窝棚遇敌。霎时，枪炮声大作。李作鹏倾听片刻，下令停止前进，阻击正面之敌。当时接林彪来电：“继续前进，不要与敌纠缠。”李作鹏回电：“敌人主力于此，我们就在这里打。”并命令部队迅速抢占厉家窝棚车站、半拉门、姜屯一线。果如所料，廖耀湘已改变南出营口计划，决定东退沈阳，正遇十六纵阻击。此战为辽沈战役全歼廖耀湘兵团立下首功。李作鹏后来说，枪一响，便知杂牌部队没有这么猛烈的枪炮声！

李作鹏当时任东野六纵副司令员兼十六师师长。他设指挥所于某农家，坐炕上指挥。始闻枪声越打越激烈，人皆惊慌，他却纹丝不动。忽然接到报告，说三八一团一连阵地被敌突破，李作鹏站起身来，命令说，“速叫该营营长来，枪毙！”一营营长知道了，哪儿还敢有丝毫懈怠，带领部队拼死夺回阵地。这次辽西战役打了两天两夜，李作鹏两天两夜未眠，指挥若定，稳如泰山。

李作鹏后来回忆：辽西这一仗打得很惨烈，四十三军打掉了九个连队，每个连队只剩下七八个人，堵住了廖耀湘主力向沈阳撤退。

虽然眼睛不行了，但是，他的耳朵还行，脑子还行，还是一员战将。

当然，战场上的耳聪心明，代表不了在政治漩涡中的善于游泳。

和平年代，更需要一双好眼睛。只是什么时候加仓，在战火中他想不到这一层，想到的，只是活下来，打胜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