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军队将领转入地方工作，没有参与军队授勋授衔；也有一些将领虽然授勋授衔，在日后工作中也转入地方，像宋任穷、赵尔陆、余秋里等等。

在开国将领中，除了元帅之外，大家知道哪位将领最先选入政治局吗？

有人说是周纯全，在1935年沙窝会议上被增补进入政治局。确实如此，但因张国焘问题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行使职权。解放后，宋任穷在1966年被选入政治局候补委员，是第一个被选入政治局的上将。

为何宋任穷能被选入政治局，在他之上的大将反而都没进入？

宋任穷能被选入政治局并不是因为军职，从他的履历不难看出，战争年代他虽然担任过军职，从抗战开始长期抓地方党政军工作，担任过冀南军区司令，冀南区党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担任晋冀鲁豫2纵司令，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长；豫皖苏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南京市委副书记。解放后担任云南省委书记，西南局第一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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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分别就有关议题作报告和说明。

1954年，随着干部大调整，被调任北京工作，分别兼任中央副秘书长、中组部副部长、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主要精力在军队总干部部，这也是他为何被授予军衔的原因，正好赶上评定军衔之前，按说他已经转入地方不应该授予军衔，可到军队而且又负责军队评军衔工作，最终被授予上将。

在总干部工作2年左右，1956年主动要求外调，被安排担任2机部部长负责原子能工业。1960年，上级要重建六大中央局，因为中央要腾出手考虑国际和国内的全局性工作，更好建设和反帝、反现代修正主义；另一方面有利观察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情况，促进各大区经济体系等建设等。

我们知道过去六大中央局负责人都进入中央工作，担任重要职务，如今重新恢复，要重新选择干部，宋任穷、李井泉、陶铸等资历相当的行政5级干部，被提拔到新成立的中央局担任第一书记，他们过去都有丰富地方工作经验，李井泉战争年代也担任过晋绥分局书记，四川省委书记长期抓地方工作，陶铸在抗战和解放战争都一直是地方工作为主，跟着部队南下后主政广东，宋任穷不用多说，也是长期干地方工作。

按照当时的情况，李井泉身为政治局委员，又坐镇西南，成西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坐镇中南，成为中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坐镇华北，任华北第一书记，柯庆施作为政治局委员，坐镇上海，成为华东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坐镇西北，为西北局第一书记。不难发现，他们5位都是在各自大区域内工作，属性这个区域工作，能力和资历都非常匹配。

为何把宋任穷调去东北工作呢？相比有多方面因素，东北过去是四野解放，军政干部主要以四野干部为主，庐山会议后，邓华司令和周桓政委受到影响而调离部队。上级派二野出身的陈锡联，曾绍山担任司令、副司令，调四野赖传珠担任政委，可见上级用于平衡，又派二野出身的宋任穷坐镇东北抓地方工作兼任军区第一政委。

可以说东北的地方工作和部队情况由二野干部接手，东北又是重工业地区，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而且北靠苏联，此时与苏联的关系恶化，形势复杂需要一个有军队和地方背景的干部坐镇更妥当、放心。

1966年八届十一中时，他被选入政治局候补委员。那时候的中央六大局书记的地位不简单，职权高于省委第一书记，又比副国级低一些，也是中央领导后备储蓄力量，一旦有升迁的机会，可能就被提拔非常重要的核心岗位。

候补委员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政治局正式委员离职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依次递补，但可以列席核心决策层。

谁也没有想到这年一场运动使得很多事情发生变化，一开始运动抓学术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教育界等5个领域进行。宋任穷表示自己对运动之初不理解，抓得慢等，但也在左的思想下努力跟进和贯彻，后来全面展开，群众分出不同派，说自己犯了支持一派，压一派的问题，下面的人将矛头对准他，开始受到攻击。

上级把他叫到北京，问：你检讨了没有！过关了没有！宋任穷表示不好过关，上级听后不悦，但还是保护他。实际上，他的情况 已经不合适继续担任一把手，因为当时各地对一把手都是攻击的，认为是当权派。到1967年2月以后，他虽然也进行讲话表态，但没有得到地方的认可，最终上级也保不了他，被扣上东北推行修正主义，是“东北头号走资派”等帽子，就这样被打倒了。

此后几年被按照在北京，虽然人身受到一定保护，但还有东北来的造反派想尽办法要把他带回去批斗，甚至从京西宾馆楼上要劫持他，被卫戍部队发现后救回来。1969年，随着一号战备命令，向他这样被打倒靠边站的老干部纷纷离开北京，安置到其他地方，有些进干休所，也有些被安置到农场劳动等，他到东北盘锦农场，1972年以后才逐步改善生活，1974年重返北京。如果不是张爱萍等老将推荐，1977年还未必能被落实工作。

当拨乱反正时，在七部部工作很出色，被调任中组部部长美股股票配资开户，后当选政治局委员，直到1985年退居二线。